理 解 翻 译

――许钧教授眼中的翻译

2010年3月27日，南京大学许钧教授应邀做客同济大学“同济外语学者论坛”，为同济师生做了一场题为“我眼中的翻译”讲座，许钧教授从“翻译”的含义入手，对翻译进行了全方位的阐释。

许教授从翻译的含义谈起。他说，“翻译”一词，在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里，具有较为宽泛而含混的意义，特别在大众的日常语言中，它既可指翻译活动的主体，即翻译者，也可指翻译的活动过程，还可以指翻译活动的结果，即译文。“翻译”一词，集三种含义于一身。他在南京的居民区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询问大家当听到“翻译”这个词语时，脑海中最先反映是什么。调查对象基本为六、七十岁的老年居民，有人说想到的是《小兵张嘎》中的胖翻译官。许教授说，翻译官的形象与他眼中的翻译形象相去甚远，但从中却对翻译活动有了新的理解，那就是翻译不可能完全是中性的活动，译者也不可能总是持中性的立场。确实，译者由于其主体性的存在，对文化、语言的发展及传播有时会起着负面作用。许教授说，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写过一篇文章，叫《翻译所造的孽》，检视翻译在自十九末以来翻译中的一些问题，从语言、文化和思想等层面思考翻译有可能起到的消极作用。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有些译家的作用是非常积极的，怎么评价也不过分。在许钧教授开展调查的另一历史名城――西安，受访的出租车司机和游客中不少提到脑海最先闪现的是赴西天取经的和尚玄奘。对此许教授的诠释十分独特，玄奘一生的最大贡献就是翻译。玄奘去西天取经，他的经历演绎为一部不朽名著­――《西游记》。许教授说，《西游记》可以从翻译的角度去解读，根据奈达的翻译理论观，玄奘一路经历的就是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环境、意识形态、道德的差异，他的旅程就是克服种种障碍。在印度，玄奘学经、诵经、译经，还创立了宗派。佛经对中国文化的丰富离不开玄奘的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我们应记住严复、林纾、鲁迅等一代又一代的译者对中外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如今的社会，翻译就像石油、空气，若没有翻译，世界的交流就会停止。

关于译者的研究，例如对于《莎士比亚》的译者朱生豪、梁实秋和方平的评价，以前往往从语言的角度进行。而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存在着翻译的动机和目的，因此对译者的研究不能仅限于语言层面，也应从文化层面进行。林纾的翻译采用归化，十分灵活，有人甚至批评说是胡译，但是他有自己的翻译动机，希望把中国人的目光引向国外，若采用一一对应的直译，在林纾翻译的时代（也就是一百多年前），对中国人来说，外域的东西既陌生又难以让人接受。林纾通过有意识的改造、加工，让中国人理解到世界是相通的，文化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外国人也会谈恋爱，外国也有悲剧发生，逐渐把国人的目光引向外域，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在翻译方法上，鲁迅截然不同，主张采用硬译的方法，甚至有人批评是“死译”，他的翻译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要引进外域新的思想，新的语言，新的句法、新的思维方式，改变国人的语言和思维，认为剜眼削鼻无助于丰富中国文化。实际上，任何一种译法，背后都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翻译分笔译和口译。无论口译还是笔译，翻译出色，就能够建立一个信任的氛围。许钧教授认为翻译的第一步，如斯坦纳所言，是“信任”。他以自己的翻译经历说明了建立信任的重要性。2002年，在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来南京大学参加名誉博士学位授予典礼，许教授为他作演讲的口译。加利秘书长在演讲中提出要维护语言的多元性，以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从而维护世界和平。对于这一问题，许教授本来就十分感兴趣，加上认同他的观点，因此就随着加利的抑扬顿挫而声音时轻时重，时缓时急，在翻译中，无论在思想层面，还是在表达层面，甚至在表情层面，都尽可能达到一种共鸣与契合，使加利的演讲达到比预期还要理想的效果，后来加利情绪高涨，干脆脱稿而谈。结束时，他走到许教授面前举起其右手激动地高呼:“南京大学万岁!”会场气氛十分热烈。由于这种信任，加利与许教授成了好朋友，与其多次畅谈关于翻译的问题，用阿拉伯文和法文为许钧教授的论著《翻译论》题词：“翻译有助于发展文化多样性，而文化多样性则有助于加强世界和平文化的建设”。后来，加利又把自己的重要著作《世界化的民主化进程》委托给许钧翻译，加利不仅不收版权费，而且把该书，题献给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可见出色的翻译，能够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建立理解、沟通和交流的桥梁。

许钧教授认为，作为翻译，不应该只是在语言层面进行机械的转换。有时候译与不译，也是个问题。在翻译过程中，哪些该译，哪些不译，也是需要考虑的。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一次联合国农林组织来中国培训，许教授担任翻译，代表们的待遇很高，住在中国的宾馆，那时宾馆对于内宾和外宾的收费是不同的，因为缺乏沟通，外宾们非常生气，非常愤怒，对中方很不敬，用很粗的话骂中方，问他们什么事，却不说。许钧教授找来中方有关负责人，中方负责人很生气，也用了比较粗的词语回敬对方。这个时候，是译还是不译，就是个问题。许教授深感翻译责任重大，做了沟通工作，在翻译过程中，尽量将语气译得缓和些，最后大家平和下来，双方得到了沟通，消除了误会，可见翻译过程中的取舍具有重要意义。在亚洲首届翻译家论坛上，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大使在会上说，“翻译有时候可以挑起一场战争，也可以带来和平。”在许教授看来，翻译是因人类相互交流的需要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求思想沟通，促进文化交流，便是翻译的目的或任务之所在。如果说翻译以克服语言的障碍、变更语言的形式为手段，以传达意义、达到理解、促进交流为目的，那么把翻译理解为一种人类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应该说是一个正确的定位。从这一定位出发，我们便不难理解翻译在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了。

许教授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不断创造、不断积累的结果。而翻译，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在不断促进文化的积累与创新。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不能没有传统，而不同时代对传统的阐释与理解，会赋予传统新的意义与内涵。想一想不同时代对《四书》、《五经》的不同“翻译”，不同阐释，我们便可理解，语内翻译是对文化传统的一种丰富；是民族文化得以在时间上不断延续的一种保证，而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一种需要。任何一个民族想发展，必须走出封闭的自我，不管你的文化有多么辉煌，多么伟大，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在不断碰撞中，甚至冲突中，渐渐相互理解，相互交融。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又是民族文化在空间上的一种拓展，在内涵上的一种丰富。

许钧教授谈到，从文化交流与建设的这个角度再去审视，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些翻译现象便会有更深刻的理解。我们不会再以“忠实”的惟一尺度去对林纾的小说翻译加以根本的否认；也不会以“直译”与“意译”的无谓争论，对鲁迅的“硬译”主张作反面的理解。正是站在文化交流与建设这个高度，人们便有可能更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那就是汪家堂教授所说的：“翻译与民族的交往共生，与文化的互动同在。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接受史。从佛经北传到西风东渐，从中国革命到改革开放，翻译既开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启蒙，也参与了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造。”

许钧教授说，社会发展到今天，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不断加快，世界各国间的科技、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日渐频繁，对翻译的需要越来越多，翻译的重要性也日渐凸现。对“翻译”这两个字，我们要在学术的层面，对它的重要性、复杂性、与社会的广泛联系性以及它对中国社会在世界文明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等角度加以探讨和理解。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翻译活动对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都很重要，我们的翻译人才培养要关注翻译的实际需要。比如同济大学翻译硕士专业教育，在将学术性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基础的同时，应当进一步扩大翻译研究的范畴，从更广阔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翻译”，将翻译与行业、与市场的关系也列入考察范围之内，既推动社会对翻译有更加准确深刻的认识，也推动翻译更好地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求。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服务，促进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所以我们在外语教育，特别是在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工作中，要处理好学术研究与专业发展、行业发展的关系问题。

许钧教授的讲座深入浅出，意味深长，既有实践的分析，也有理论的升华，为我们理解翻译带来了多方面的启迪。

讲座人简介

　　现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兼任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并担任 META、BABEL、《外语教学与研究》、 《中国翻译》、《外国语》、《译林》、《外国文学》、《南京大学学报》等国内外10余种重要学术刊物的编委或通讯编委。已发表法语语言文学与翻译研究论文200余篇，著作7部，翻译出版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30 余部，其译著《追忆似水年华》（卷四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诉讼笔录》及著作《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翻译论》、《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等作品，先后十余次获国家或省级优秀成果奖。1999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金质教育勋章”，2008年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发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