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下午，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应邀做客同济大学“同济外语学者论坛”，为同济师生做了题为“译者的忧郁：谁想当背叛者？”的讲座。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李杨教授主持了报告会，外国语学院部分教师和研究生出席了报告会。
陈教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和西方文论，出版了专著《美国南方文化》、《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下的詹姆逊》、《海勒》、《理论的逃逸》以及学术译著多部，在《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国翻译》、《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文艺研究》等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代表论文有《互文性》、《本雅明译波德莱尔译坡:思想在文学翻译中的旅行》、《从解构到翻译:斯皮瓦克的属下研究》、《翻译的文化政治》、《德勒兹思想要略 》。这次他来到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为同济师生举重若轻地介绍了本人今年来在文学翻译领域的成果和独到的见解。
陈教授本文是依据目前在美国做汉学研究的周蕾（Rey Chow）在2007年《新文学历史》（New Literary History）发表的一篇文章：“Translator, Traitor; Translator, Mourner (or, Dreaming of Intercultural Equivalence)”，她提出“语言的等级制”，即当把中文翻译成西方语言时，评判的标准是西方语言的现象，这是语言的不平等必然导致的文化的不平等。她从郁达夫、巴金等人的文学作品中的自反性（self-reflection），如封建的，落后的现象切入，提出后殖民文化下，译者该如何将中国文学翻译成另一种语言。陈教授说，“正是文化的不平等性造成译者陷入了类似于后殖民状况下本土知识分子的困境。”他指出，译者“充当文化间的中介者”就意味着充当“背叛者”。翻译中丢失了精华部分，这些丢失是不可弥补的，即“不可译”，译者只能“近似、趋近性翻译。译者对本土文化的背叛是不平等的文化接触导致的一个必然副产品。当译者意识到此，又从背叛者的角色变为悲悼者。陈教授从古希腊、弗洛伊德、哈姆雷特的例子中，分析了悲悼和忧郁的区别，还从朱迪•巴特勒、本雅明（“英雄主义的忧郁”）等人的理论得出译者不是背叛者，而是忠实的忧郁者，当译者发现文化要素的不可译时，如果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至少安慰自己还能够“忧郁”，也就是主体（译者）必须在“他者”（所失之物）失去的情况下进入“他者”的情感世界，创造一种阅读“他者”的语言氛围。他进而提出“忧郁的转向”是对文化丢失的补偿，译者作为“经营者”的任务是通过忧郁来经营文学作品中残留的文化寓意，更高一层任务是对译文强烈的情感专注，通过对不可译因素内化而产生新的生命力，这也是“忧郁的转向”的本质所在。陈教授提出完美的翻译只是个理想，文化的等值是对译者的挑战，要达到此目标，译者就要先内化，要“完全占有、完美地理解作者的天才和意义，主题的性质，以及这门艺术用以描写主题的术语。然后他才能像原创那样正确地、同样鲜活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根据忧郁的内化，文化中固有的抵制翻译的因素，也即众多论者所说的“不可译”因素，可以通过内在转化而构成一种新的语言范式，即语言等值的范式，以此来抵消语言/翻译中固有的等级制和不平等。最后，陈教授总结说翻译活动是吞噬原文的物质过程，是使原文发生形式和质量嬗变的过程，是输入原文的血液，滋养译文并予其以强壮的新生命的“输液”行为，这恰恰是艺术创造的行为过程。翻译是以语言为媒介的一门艺术，而译者则是语言艺术家，谁想当遭人唾弃的背叛者？
在之后的互动环节中，陈教授就在场师生的提问作了精彩的解答，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
董碧静供稿
陈教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和西方文论，出版了专著《美国南方文化》、《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下的詹姆逊》、《海勒》、《理论的逃逸》以及学术译著多部，在《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国翻译》、《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文艺研究》等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代表论文有《互文性》、《本雅明译波德莱尔译坡:思想在文学翻译中的旅行》、《从解构到翻译:斯皮瓦克的属下研究》、《翻译的文化政治》、《德勒兹思想要略 》。这次他来到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为同济师生举重若轻地介绍了本人今年来在文学翻译领域的成果和独到的见解。
陈教授本文是依据目前在美国做汉学研究的周蕾（Rey Chow）在2007年《新文学历史》（New Literary History）发表的一篇文章：“Translator, Traitor; Translator, Mourner (or, Dreaming of Intercultural Equivalence)”，她提出“语言的等级制”，即当把中文翻译成西方语言时，评判的标准是西方语言的现象，这是语言的不平等必然导致的文化的不平等。她从郁达夫、巴金等人的文学作品中的自反性（self-reflection），如封建的，落后的现象切入，提出后殖民文化下，译者该如何将中国文学翻译成另一种语言。陈教授说，“正是文化的不平等性造成译者陷入了类似于后殖民状况下本土知识分子的困境。”他指出，译者“充当文化间的中介者”就意味着充当“背叛者”。翻译中丢失了精华部分，这些丢失是不可弥补的，即“不可译”，译者只能“近似、趋近性翻译。译者对本土文化的背叛是不平等的文化接触导致的一个必然副产品。当译者意识到此，又从背叛者的角色变为悲悼者。陈教授从古希腊、弗洛伊德、哈姆雷特的例子中，分析了悲悼和忧郁的区别，还从朱迪•巴特勒、本雅明（“英雄主义的忧郁”）等人的理论得出译者不是背叛者，而是忠实的忧郁者，当译者发现文化要素的不可译时，如果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至少安慰自己还能够“忧郁”，也就是主体（译者）必须在“他者”（所失之物）失去的情况下进入“他者”的情感世界，创造一种阅读“他者”的语言氛围。他进而提出“忧郁的转向”是对文化丢失的补偿，译者作为“经营者”的任务是通过忧郁来经营文学作品中残留的文化寓意，更高一层任务是对译文强烈的情感专注，通过对不可译因素内化而产生新的生命力，这也是“忧郁的转向”的本质所在。陈教授提出完美的翻译只是个理想，文化的等值是对译者的挑战，要达到此目标，译者就要先内化，要“完全占有、完美地理解作者的天才和意义，主题的性质，以及这门艺术用以描写主题的术语。然后他才能像原创那样正确地、同样鲜活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根据忧郁的内化，文化中固有的抵制翻译的因素，也即众多论者所说的“不可译”因素，可以通过内在转化而构成一种新的语言范式，即语言等值的范式，以此来抵消语言/翻译中固有的等级制和不平等。最后，陈教授总结说翻译活动是吞噬原文的物质过程，是使原文发生形式和质量嬗变的过程，是输入原文的血液，滋养译文并予其以强壮的新生命的“输液”行为，这恰恰是艺术创造的行为过程。翻译是以语言为媒介的一门艺术，而译者则是语言艺术家，谁想当遭人唾弃的背叛者？
在之后的互动环节中，陈教授就在场师生的提问作了精彩的解答，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
董碧静供稿